當當正正站在土地上,不被驅趕——《中英街一號》

電影下半場,時間跳躍至2019年。運動領袖一航(游學修飾),每場換一件T-shirt。T-shirt印著的口號,全是2014年以來,我們熟悉的句子,無分左右,無關統獨,它所代表的是為保衛土地的決心和意志。可是,抗爭失敗,他失去面對運動,面對群眾,面對自己的勇氣。寄居,流浪,幾經波折他鼓起勇氣回家。父抄起衣架,撲頭便打,打到衣架都斷了,正要大吼:不肖子!害你媽擔心⋯⋯

不,父沒有這麼說,他說:
如果你相信,不要逃避。




這部戲不好落筆

這部戲,難說。它不是政治電影,儘管大量篇幅在寫六七暴動,但它沒採取記錄片的做法,亦與大歷史切割,聚焦在當時人的思想和群眾行為。男人們一頭央進工運,企圖憑藉他們對毛主席和黨的信念,改變香港工人前途。女人們各有各應對,有的淡然處之,有的焦慮不安,有的在經歷青春。

新世代大概會覺得相信黨,相信毛主席的人們,十分可笑。歷史事實告訴我們,那些滿懷祈許的人們,都沒甚麼好下場。但時間推移到2019年,便沉動起來,再也不覺得可笑。某些敏感的當權者,覺察到那時代的人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,祭出了口號,煽動了群眾,讓人們懷着滿腔熱血,抗身革命,喪失性命。

當革命的口號由當權者提出,一切都顯得合理。由民間提出,則定性暴動和叛亂行為。 《中英街一號》這份文本就成為了一塊可怕的照妖鏡。無論贊成或批評,目前敏感的環境,均會被歸類為某政治立場的信徒。採取無寧兩可的態度,又被指責為牆頭草。談論它的技法,難免淪落到避重就輕的局面。

一個人在思想和書寫上,開始顧慮立場和觀點帶來的批判,說明白色恐佈已經到來。顧慮不單是考慮到讀者的口味,更因為這些批評極可能跳出文字和議論的框架,影響到現實生活。

2019年的一航經驗到這樣的事實,抗爭行動遭遇暴力鎮壓,他退縮了,逃避了,不敢面對。相反,有些人體現到暴力,反而激發出潛在的韌力,廖子妤飾演的兩位女主角,成了信念兩邊的界線。

你都陪唔到我返去


967年,麗華充滿理想,渴望衝出沙頭角,將來要在沙田頭蓋包浩斯建築,嗯,會不會是2019年的沙頭角中港城?廖子妤飾演的兩位女主角,讓我聯想到柳長街。1

我們很難界定兩位女主角,是否認同男主角的信念。1967年的女角不屬於工會成員,沒有參與其中,質疑左派信念,又討厭振民敵視警察。她的存在似乎是觸發母親、子豪討論行動理念,側襯時代中,各人的選擇與行動。然而,一旦輪到她需要作出選擇,她義無反顧,決絕地守住真相,不為私利而承認較輕的罪名,寧願冤罪入獄。

2019年的思慧,並沒有明言自己的信念,也沒有掙扎迷惘。她理所當然地承擔刑事罪,刑滿出獄,拒絕男友離港的邀請,留守沙頭角,助阿伯租田新生。她所代表的,是一種在新聞報導看不見的深耕,連結着人與土地。

運動和抗爭像火摺子,會晃動,有時明亮熾熱,亦會熄滅。她卻像那條靜默的長街,原本就在那裡,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身分,本質沒變。人會遷移、浮動,偶遇申請禁區紙,付點錢賄賂警察,越過界線,嘗試身處信念之內,卻無法成為她的一份子。最後能與她共生的只有土地,以及始終如一,相信著的人們。

時代沒替我們選擇


迷惘是義務。若不迷惘,不掙扎,不思考,一旦情勢轉為對自己有利,終必將真理拋棄,擁抱利益。並且以為行動的目的,就只是爭取利益,忽視精神的承繼,寧願為高牆塗色粉墨,踢開牆角的雞蛋殻。

《中英街一號》潦潦幾筆,就把信仰的浮動,立場的變化,寫了出來。這些對白也是香港人耳熟能詳,過去的社運人士年紀老大,對白針鋒相對,氣氛卻異常平和。失去兒子的母親,精神恍惚,仍意識到兒子不宜久留。單憑對白,能夠拿最佳劇本了。

台灣2015年上映《太陽的孩子》,主題較《中英街一號》更深入地探討土地與人的問題。外來者獲批准發現原住民的土地,經濟利益的大前提下,女主角的家庭動員社區,阻人發達。最終以小女孩隻身撞挖土機作結。這一幕,很坦克人。

 小女孩絕對不是學運領袖,革命先鋒。她單純地生活在土地上,閒時跳少數民族舞賺點零花錢,看着阿嬤烈日下種田,媽媽奔走遊說重新開發農地。畫面看在眼裡,埋藏在心裡,那些手持公文的大人們懲罰辛勞的無罪者,促使小女孩妄顧安危,衝到最前方。

要退縮,可以,移民吧。走不動,關掉電視機,不上網,不看新聞,也可以。追看著新聞嘲笑那些不按社會規範的人們活該受此牢獄之災也可以。到最後,推土機臨家,別埋怨,別問世間何以如此不公平。是人們容許它存在,選擇無所作為。別怪罪時代,別說假如我六七時如何如何,雨傘時如何如何,今日也許就如何如何。要成為思慧、子豪抑或振民,也不過是自己的選擇而已。時代沒欠你甚麼,別老是說,香港就是這樣,香港就是這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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