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幾天和Dickson吃飯，他慶祝我生日來着，去年同樣時候，講起前景，他眉飛色舞的，又過一年，忽然頹唐了。
「如果將來沒有人聽曲……」他說出這句話時，突然覺得他的擔心和我一樣。
我們都算是文化產業的一員，在香港，這幾乎是零的行業。財富是零、名聲是零、人脈是零，藝術談不上，工藝又不屬於。他算起來是個樂師，我算起來甚麼都不是。
社會就是這樣囉，我們小時候讀書，書中說，不要隨波逐流。長大後發現，不隨波逐流，非常辛苦，因為這個社會不需要你。如果在外國，不需要只是賺少一點錢，在香港，不需要是生存與否的問題。
上周總算寫完新小說，兩年沒寫，花費半年時間。這一本寫得很起勁，把在圖書業打滾四年的所知所見濃縮進去。原本打算寫完後，投個稿甚麼的。寫完後，卻忽然不想了，甚麼都不想做，修一修，就藏起來。也不知何解有這種想法，反正寫是寫好了，發表卻不想。
去年這個時候給自己籌劃一個好大的計劃，聯同兩位朋友做一些簡單的攝影和文字創作。沒想到一開始就滑鐵盧。仍是那個問題，我提出無數企劃，他們沒一個有興趣，問他們想做甚麼，他們卻甚麼都不想做。類似的問題不是第一次發生，過去兩三年，一直重覆。每個人遇見我，都埋怨現況困難，好苦，公司管理如何如何，上司命令如何如何，同事關係如何如何。負能量爆標，但真正願意動手改變的，卻沒幾個。有位同事早我入職，常說唉這個人不好，那個人不對勁，顧客怎樣怎樣。四年過去，我雜誌都排二十本了，每次看到他仍然在埋怨相同的東西。
埋怨四年，還不夠嗎。
因此，我落手落手，擺了一攤九龍城書節︰
沒有虧本，當作成功。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，我只是處理報名、場地等庶務，其他攤檔的細節，依靠朋友們幫忙。
然而一次書節過後，信念更加明確︰要開店，勿做書。
大學畢業時已經考慮過，堅決不要開書店，成本太高，利潤太低，資金輪迴週期太長。面對文化薄弱的城巿，書，比奢侈品更奢侈。投身媒體三四年，媒體不能營運下去，也是明確的。站在個人角度，這麼幾年下來，發現自己沒有專業。打開求職版，如今尋找的工作方向，和六年前畢業沒有兩樣，而六年前與十年前中學畢業沒有兩樣。何況我掌握的技術，對社會而言，沒有用。
當然，一方面也因為社會過去十年，在文化創業、教育行業、媒體環境，並沒有產生過新的需求，沒有需求，就沒有職位。內容的創新也沒有，社會只是一個主題，換個形式，例如把周星馳笑話，影像化成100毛，把內地搏咪街坊變成facebook短片。甚至連專欄作家，同樣是十年前那幾位，觀點、立場、思想，則在他們二十年前寫專欄時，已經如此。香港又是個特別愛用二分法的社會，非此即彼，非黃絲即藍絲，意識形態狹窄，不符合期望就會遭到口硃筆伐。
可能這種想法令我忽然失去創作和發表的欲望吧。
亦因為這種想法，導致我長年的不開心。你最擅長的東西，不能維持生活，而此外你沒有任何技能，可以生存於世。
今年有一種強烈的想要改變的願望，然而一年到盡頭了，各項預料中的計劃，沒一項開展。而且愈來愈不想做以前的事。好想找一個新方向，無從入手，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找到，但工作啊甚麼的，卻會一時三刻之間失去。
回到Dickson的故事，他同樣面對類似困境。理性上我們知道，將來不可預期，目前的擔憂可說多餘之極。但感性上對將來的憂慮，未曾減輕。香港和其他地方不一樣，好多地方假如失業，可領救濟金，香港一失業，救濟金未發下來，已經要訓街。香港人在生存上遭剝削，為了維持最基本的生存，我們疲於奔命，奔的這條命，好多不屬於自己。轉過頭來說，也算功德無量，我們供養地產商、供養房東、供養老闆，他們坐享其成，我們勞碌終日。
「如果將來沒有人聽曲……」他說出這句話時，突然覺得他的擔心和我一樣。
我們都算是文化產業的一員，在香港，這幾乎是零的行業。財富是零、名聲是零、人脈是零，藝術談不上，工藝又不屬於。他算起來是個樂師，我算起來甚麼都不是。
社會就是這樣囉，我們小時候讀書，書中說，不要隨波逐流。長大後發現，不隨波逐流，非常辛苦，因為這個社會不需要你。如果在外國，不需要只是賺少一點錢，在香港，不需要是生存與否的問題。
上周總算寫完新小說，兩年沒寫，花費半年時間。這一本寫得很起勁，把在圖書業打滾四年的所知所見濃縮進去。原本打算寫完後，投個稿甚麼的。寫完後，卻忽然不想了，甚麼都不想做，修一修，就藏起來。也不知何解有這種想法，反正寫是寫好了，發表卻不想。
去年這個時候給自己籌劃一個好大的計劃，聯同兩位朋友做一些簡單的攝影和文字創作。沒想到一開始就滑鐵盧。仍是那個問題，我提出無數企劃，他們沒一個有興趣，問他們想做甚麼，他們卻甚麼都不想做。類似的問題不是第一次發生，過去兩三年，一直重覆。每個人遇見我，都埋怨現況困難，好苦，公司管理如何如何，上司命令如何如何，同事關係如何如何。負能量爆標，但真正願意動手改變的，卻沒幾個。有位同事早我入職，常說唉這個人不好，那個人不對勁，顧客怎樣怎樣。四年過去，我雜誌都排二十本了，每次看到他仍然在埋怨相同的東西。
埋怨四年，還不夠嗎。
因此，我落手落手，擺了一攤九龍城書節︰
沒有虧本，當作成功。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，我只是處理報名、場地等庶務，其他攤檔的細節，依靠朋友們幫忙。
然而一次書節過後，信念更加明確︰要開店，勿做書。
大學畢業時已經考慮過，堅決不要開書店，成本太高，利潤太低，資金輪迴週期太長。面對文化薄弱的城巿，書，比奢侈品更奢侈。投身媒體三四年，媒體不能營運下去，也是明確的。站在個人角度，這麼幾年下來，發現自己沒有專業。打開求職版，如今尋找的工作方向，和六年前畢業沒有兩樣，而六年前與十年前中學畢業沒有兩樣。何況我掌握的技術，對社會而言，沒有用。
當然，一方面也因為社會過去十年，在文化創業、教育行業、媒體環境，並沒有產生過新的需求，沒有需求，就沒有職位。內容的創新也沒有，社會只是一個主題，換個形式，例如把周星馳笑話，影像化成100毛，把內地搏咪街坊變成facebook短片。甚至連專欄作家，同樣是十年前那幾位，觀點、立場、思想，則在他們二十年前寫專欄時，已經如此。香港又是個特別愛用二分法的社會，非此即彼，非黃絲即藍絲，意識形態狹窄，不符合期望就會遭到口硃筆伐。
可能這種想法令我忽然失去創作和發表的欲望吧。
亦因為這種想法，導致我長年的不開心。你最擅長的東西，不能維持生活，而此外你沒有任何技能，可以生存於世。
今年有一種強烈的想要改變的願望，然而一年到盡頭了，各項預料中的計劃，沒一項開展。而且愈來愈不想做以前的事。好想找一個新方向，無從入手，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找到，但工作啊甚麼的，卻會一時三刻之間失去。
回到Dickson的故事，他同樣面對類似困境。理性上我們知道，將來不可預期，目前的擔憂可說多餘之極。但感性上對將來的憂慮，未曾減輕。香港和其他地方不一樣，好多地方假如失業，可領救濟金，香港一失業，救濟金未發下來，已經要訓街。香港人在生存上遭剝削，為了維持最基本的生存，我們疲於奔命，奔的這條命，好多不屬於自己。轉過頭來說，也算功德無量，我們供養地產商、供養房東、供養老闆，他們坐享其成，我們勞碌終日。
嗯，那麼，小說還得繼續寫啊。一筆一筆地寫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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