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書業的隱者(1)──李昕《做書》



編輯到底做甚麼?甚麼都做,也甚麼都不做。

編輯就像洗碗一樣,不洗,很明顯;洗了,沒人察覺。

編輯不是作者,不能以文換名,以名換利。同為配角,比不上演員,綠葉當久了,說出不名字,公眾也會認得樣子。編輯配合作者歌唱,卻及不上配音員,記不住角色,也能分辨配音員的聲音。

好多編輯,一輩子做過兩三千本書,卻名不經傳。無論職位高低,人脈多寡,學識深淺,潛隱於書海之中。許多傳奇編輯的故事,有如神秘宗教的故事,只在業內口耳相傳,甚至難知真偽。



《做書︰感悟與理念》

作者︰李昕
出版社︰商務印書館
出版日期︰2015年10月

關於李昕︰

1982年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,加入人民文學出版社,曾任職校對員、社長助理兼當代文學第二編輯室主任。1996年派駐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,位至總編輯。2005年調回北京,出任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經理、副總編輯,2010年任總編輯。2014年退休後,於商務印書館(北京)出任特約編審。



乘上浪頭的帆船


1980年代,中國大陸的出版業面臨一波大時代的衝擊。出版業由以往的全由國家、國企操控,隨着改革開放,逐漸面對巿場。相較其他產業,出版業的巿場開放較為緩慢,審查亦較為嚴謹,但同時,許多熬過文革的作家、老編輯,蓄勢待發。大量文革時期不允許發表的著作,以及文革時期被迫轉埋首研究的一流文學家的作品,都成為圖書業的種子,等候編輯耕耘。如今數得出來的一流作家,例如余華、賈平凹正是當時新血,沈從文的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也在這個時期出版。

改革開放政策主導之下,大陸和國際間的交流更加迅速。外文資源成為龐大的寶庫,原文出版、翻譯出版、外語學習等,出版業、譯者、編者眼前是無數的可能性和機遇。同時期,香港的出版業已經高度消費導向,商業出版巿場早已形成。反觀大陸和台灣,恰巧壓在解嚴與改革的邊沿,出版業界開始引進香港出版品。

在這個百廢待興的年代,以李昕的「背景」和「學歷」,有許多選擇。可以加入黨組織從政,可以從商求利,也可以學王小波出國留學,回流當作家。而李昕畢業後,義無反顧地,選擇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編輯。

編輯是人生選擇


你們一定要把做編輯當做自己的人生理想,你做一輩子是值得的,但這裡有個前提,你做一輩子書得做好書,如果你做了一輩子,做的都是一些你自己也覺得不怎麼樣的書,那到晚年的時候你一定會後悔你這一生為什麼選擇了這麼個職業。──李昕

李昕於文革年代成長,下過鄉,插過隊。文革結束後,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,畢業後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任職。他在學時成績優異,加上他的黨員身份,很快被出版社領導相中,作為政工幹部培養。工作十個月後,李昕被分派到人事處,而不是理想中的編輯部。

儘管人事處的將來更明朗,能夠做到幹部級的,但李昕一心想做編輯。有一次,他在食堂遇見當時的總編輯屠岸,李昕主動對屠岸說︰「我知道自己未必勝任編輯工作,但我之所以選擇來這裡,是為了做編輯。我希望能有一個機會,哪怕只是兩三年時間,讓我嘗試一下,看看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。」屠岸很爽快,只說一句︰

一言為定。

一做,就做到退休。三十三年。

品質、品位和品格


《做書》,源起於李昕退休後舉辦的五場講座,它精彩之處,在於李昕的豐富業內經驗和大量實例。每一個例子,均點出了編輯工作的要點、職業對編輯要求的素質、社會對編輯的期許。

書中所舉的例子,小部份來自自身經驗,大部份來自業界同行。他秉承中國文人的道德和禮儀,讚揚別人的優點和成功之處,失敗則以自身為例,警剔互勉。

談到成功例子,他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為例。廣西師大出版社瞄準「港台作家」此一區塊,洽談版權,引進龍應台、梁文道等名家作品︰「他們每年都推出一兩個新作家,一出就是一個系列⋯⋯他們很有眼光、很有氣魄,做得也非常成功。」。

通常不為巿場熟悉的作家,多數出版社只會先出版其中一兩本最著名的作品測試巿場反應。廣西師大的策略,卻是一口氣全部出版。如此可避免作家一旦火紅了,其他出版社爭奪版權,出版圖利。藉此給予作者信心和收入保障,願意把書交託給出版社。對讀者而言,同一出版社統一裝禎,也能增加收藏價值。

至於失敗,則以楊絳先生最為動人。楊絳先生與三聯關係密切,與李昕父親亦為同事。有一回,李昕讀到人民日報專訪楊絳先生,謂百歲老人每日抄寫錢鍾書先生遺墨。李昕覺得,這些書法能夠成書,即致電羅勝銀(傳記作者,聯絡人),豈知對方回答,書已給其他出版社搶走了。李昕反省,他讀這篇報導之時,新聞見街已經八天了,結果錯失良機。

從文字中透出李昕作為編輯,甚至一位創作人的自省︰「哎啊!為甚麼我沒想到這樣做?」「哎啊,怎麼會晚了一步。」「這裡應該可以做得更好,卻浪費了這個題材。」這些婉惜的心情,不可能出自每天朝九晚五混著過的工薪族。必然是對自己所做的事業,自己的行業,非常投入和鍾愛,才會日夜思考着編輯的事情。因而李昕說,編輯是志業。

與此同時,李昕非常著重自己和作者之間的交往,他曾撰寫〈我對楊絳先生的三次道歉〉,一為表彰楊絳先生品性高潔,二為揭示自己的虛心學習。這是那一輩出版人的,飽含文人風骨的現代故事。


擁抱網絡


新世代面對的問題,李昕說現代的編輯和作者,在過去的關係之上,還要多加一重商業關係。在這份關係裡,作者不再是單純的作者,作者自身是一個品牌,乃至於一件商品。身為編輯,需要維護品牌、為商品謀取利益。

然而,紙媒體的營利,目前以過山車的速度衰退,網絡改變了溝通模式。作者自己經營自己的社交平台,過去讀者和作者之間,充當橋樑角色的編輯,身份日益模糊,重要性也愈來愈減退。李昕認為,雖然媒介改變,編輯作為職業,仍然有巿場需求。當然,他口中的「編輯」,並非內容農場的主人,而是認真為作者、讀者製作內容的編者。

他亦勇於擁抱網絡,利用微博推廣三聯、推廣自己認定的好書,摸索出「一日三條消息」的微博發佈模式。不期然想到一句金句︰「沒有賣不去的書,只有不會賣書的人。」

做書與賣書之間


編輯的工作繁重,做書的是編輯,賣書的也是編輯,書賣不出,責任在編輯。書賣得很好,功勞在作者。

《狼圖騰》剛剛出版,銷量不佳。坊間難以定位,這本以狼和大漠為故事主軸,文革為時代背景的書。該分類作傷痕文學,抑或紀實文學,內容又涉及一些生態環保。編輯決定用贈書的方法打開銷售局面,於是向全國各大城巿中心書店的總經理,每人贈送50本書。書店總經理輾轉相贈,最終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圖書之。

能有此作為,因為編輯相信自己的眼光,相信作者的書稿。此亦是李昕在編輯這個職位堅持三十三年之故,強調要做好書,做自己想做的書,做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書,才會覺得不枉此生。

可惜世間石匠幾百萬,能有多少可以興建教堂,絕大多數屈於鄉間蓋小房子。每年圖書千萬本,十年只出一本《狼圖騰》。一個編輯一生之中,能遇上一本自己喜歡的書,一個自己鍾愛的作者,已屬萬幸。遇上一串,則近奇蹟。有些編輯一輩子都找不到理想的作者,有些卻一下子遇到四、五位,其中還包括諾貝爾文學奬得主。世界就是這麼不公平,而這位編輯的傳奇故事,容我們日後再談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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