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的角度

錦田總是陽光很好，六點不到就醒來了。始終改不了這個習慣，太陽一出來就醒，九點後就hand機。大B以前常說我人際關係不好是因為太早睡，別人才剛開始聊天聯誼，我已經睡了；別人下午才出門活動，我已經回家躲起來寫文章了。

最近在想，如果我晚個十年出生，可能整個人生都不一樣了。我喜歡看書，喜歡看日劇看電影，身邊連一個興趣相同的朋友都沒有，而且他們是很抗拒的類型，一輩子都看不了一本書的類型。現在讀書會的朋友，都年輕很多，很聊得來。現在開書店是一件人人稱讚的事，我做書十年，沒有人，沒有任何一個人給予正面評價。有一次大B不停地批評，我忍不住把董橋賣了，原價十倍價錢，經他開的網店賣，他還很緊張不停問我有沒有騙人。

電影也是。有點反過來。讀書時沒有錢看電影，身邊的同學都在討論。他們上電影院的時候，我每晚都在打工。第一套進電影院看的電影還是阿東學長請的，蜘蛛人，在台南威秀。畢業後就常常看，因為有收入了嘛。看得比較多是最近三四年，加入了獨媒的看電影群組，免費看，以文交換，挺好。

寫了篇《濁水漂流》，居然有將近400個like。很好。這篇的結構不好，很差，反應居然不錯，不知獨媒是否有放廣告。我一直都覺得不服氣，好多人都亂寫，把故事重新講一次，然後又很受歡迎。搞得我又分析人物性格看故事脈絡，一篇寫三千字好像白痴一樣。有些電影明明超爛，影評看起來等同宣傳稿，卻又會瘋傳。想來想去我是站在創作者立場寫這些文章的，想知道創作者背後的想法，目的，使用的手段是否達到導演想要的效果。

不過在香港好像沒甚麼人會這麼寫，也沒甚麼人會這樣看。好像大家看書看電影去旅行的目的都為了社交，人人看的東西都一樣就安心了。台灣有雜誌叫《釀影評》，平常有追看他們的方格子，最近買了他們的雜誌，還想把游牧人生投稿過去——寫了兩個月都未寫完，夾雜了太多太多個人情緒。

人訪在香港我也幾乎只看譚慧芸，她算是唯一把受訪者當人來看的記者，也是甚少能夠令受訪者說實話的作者。香港的人訪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，誌、being hk的文案，和明周的文案差不多分不出來（本來就是那一群人）。台灣的人訪是作者的文筆和個性很明顯的類型。我喜歡這種類型。

卡樂C有一次聽到我這樣說還蠻驚訝，他大概以為我喜歡客觀和理性的文字。那⋯⋯我看維基百科不就好了嗎？文字就該感性，人就應該有喜惡。只不過香港人太習慣把喜惡歸類為好壞，歸類為不符和不合群。

前公司有一位90後女生，大家都叫她阿妹。阿妹可是由65到30歲都討厭她。最常批評她衣著，常穿短裙短褲「引誘」男同事，吃飯不一起吃只掛住「煲劇」。我算是除了大老闆以外和她關係比較平和的，畢竟我不常回去，而且⋯⋯我也常常吃飯時躲起來看書。

我只是不懂，工作上沒出問題就可以了。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或樂意與同事聯誼。我也不喜歡和陌生人聯誼，只不過結識的時間夠久了，拍檔自然就成了朋友。嗯，對於一起工作的人，我是很留意的，大家是團隊嘛。當然也只有我這樣想而已，其他人未必這樣覺得。

一直在講這些事情，因為其實我也希望被人認同。無論文章，人際關係，等等。而不是每天起來就說，你這人不行呀，你趕快去吃藥，看醫生，賺多一點錢，不窮就沒事了。但其實，好多心理病的根源在於「不認同」。近讀書，看到美國有一個社會現象，叫「絕望死」。

「絕望死」在美國的人數已超過了越戰和阿富汗戰爭，集中在美國的中年白人。主要成因在於，社會不承認他們工作的貢獻，因為社會只認錢，你有錢就能有尊嚴。然而作為勞工階層，他們默默無聞，無論付出多少，都不被認為對社會有正面影響。此外，他們應有的福利還被剝削，以香港為例就是公屋，本來作為美國公民可以享有的福利，現在還有，不過其他少數族裔、移民等，比他們有更多優先權。他們想單純地過生活，都不成，還處處遭受侮辱，指責他們是白豬、白廢人。

類似的情況大量發生在無家者身上。他們有一批人是港口貿易繁榮時代的勞工，經濟轉型後，找不到工作，又有些家庭因素，只好流落街頭。過去對社會的付出，成為了今日被侮辱的關鍵。疫情之下被指責為病源，衛生環境不佳，擾亂社會秩序。同樣情況發生在性工作者身上，我們用同樣的理由指責他們，他們便淪落為邊沿人，從此成為出氣袋。

讀李碩駿訪問，他回憶當年在新聞系讀書，以無家者為題材。教授表示其他同學做這題，他不會充許，李碩駿做就OK。因為李是同志，是邊沿人。邊沿人，不被認可以，不被主流社會重視的人。看到這裡，我忽然明白到自己這幾年對無家者的關注，其實也是自認為邊沿人，不被主流社會認可。並且，受盡侮辱。

可惜當我跟朋友講這些，他們不會明白，他們只覺得人們選擇錯誤，沒有選一條直確的路而已。由此可完全無視每個人的背景，單從結果評論人們的成敗。固而便可以傾盡全力，無視社會整體設計，只把責任歸吝個人選擇。其次，因為是個人選擇，我們就不必考慮共善，對營造社會環境完完全全沒有責任。直到問題發生，表個態，就覺得自己做了好多事。最終別人的因果如何，只是他的造化，自己沒有責任。

我想，人還是可以選擇的，終究是可以選擇的。疫情初期我和圓周採訪一位老人家，六十幾歲，退而不能休。住板間房，飲食異常簡單，房間裡夾帶著一股濃烈的豆豉味——他一天三餐豆豉伴沙甸魚。過程裡他講到自己多苦，沒有口罩地盤也進不去。講到後來圓周哄他，發現他原來年輕時曾經富貴，但家暴，離婚。工廠無法經營後，年老，無依，只好在地盤做散工。

採訪結束後，圓周說，唓，講兩講原來打老婆。我當時便說，呃，你不用責備他呀。圓周頓了頓，也不是責備啦。

及後想，所謂的憐憫是否婦人之仁。可憐之人，必有可恨之處，若是無條件的憐憫也只是濫情。想了想，又覺得，其實他的背景與我個人的惻懚，沒有關係。我也純粹釋出同情，沒有別的。

房慧真寫陳為廷，正席陳為廷千夫所指，還涉嫌性侵。她的文字帶著很深厚的憐憫，甚至為他開脫。這些文字在香港應該不會出在報刊，不會出在書上。在房慧真的文字裡，我們讀到一個「人」，而不是一個「角色」。讀後你對這個人了解深入了，儘管未必認同，或者同情，但至少是平等地以人看待人。

以人的角度看待一個人，看起來沒甚麼，現實卻是非常罕有。回到無家者的個案，問心，有幾多人視無家者為人，而不是芻狗？有幾多人了解一個人睡在街頭的理由？有幾多人尊重他們的意願而不是指責他們阻街？ 在社會上已經是弱勢，還遭人白眼，還要剝奪生而為人的努力和尊嚴，濫藥、酣酒，麻醉自己。這，便是絕望死的來源。

嘮嘮叨叨寫了一堆，終究只是我一個人的哀怨和感嘆。世界不會因為我一個人的選擇而改變，邊沿人也不會因為他人的拖手一下子扭轉命運。世人的審判無時無刻進行著，莫管是否有理據，更枉論關懷。我時常覺得自己稍一不慎就會流落街頭，現在我只是幸運地在疫情期間，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場所。對於將來，完全沒有保證。

終究要努力完成自己的事業。找到自己賴以為生的出路。這才是令自己安心的方法。